時代周報：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中央層面的醫改新政發布頻率明顯較前一年有所提高：鼓勵社會辦醫，商業保險介入，解禁處方藥網售等。2015年5月19日，《中國制造2025》亮相，明確將“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產業提升為“國家戰略”。這是否意味著此前一直以公益為主導的醫改正在向更為市場的方向轉變?

李玲：醫改是改服務體系，我們的醫療服務體系要恢復的是它的公益性，而醫療耗材、器械醫藥是生產領域，從來就是市場化的，所以這不是市場化和公益化的問題。應該說，國家的醫改層面越來越深入了。過去只是說取消零差率，但是沒有看到中國的現狀就是我們被鎖在了低端，就是靠我們廉價的勞動力和廉價的資源，成為世界加工廠，生產的都是低端產品，辛辛苦苦賺的一點血汗錢都換去買高價的進口醫療設備器材了。

如果我們的耗材、我們的器械、我們的藥品還像目前這樣子走下去的話，中國人看病永遠是貴的。現在醫改涉及醫療器械，就是要使它成為國家戰略，國家以此保障老百姓的健康。市場和政府從來就是相輔相成、互相配合的。

時代周報：2015年被定為我國醫療器械的政策年，國家衛生計生委早在去年就已啟動優秀國產醫療設備遴選工作，提高國產醫療設備的采購比例。面對高端設備靠進口、中低端都出口的中國醫療器械生產現狀，你怎么看?

李玲：醫藥和醫療耗材設備都是全球利潤最高的行業，平均利潤在20%。國內在這一方面確實非常差，幾乎高端的都要進口，進口的價格又不是太合理，就是我們進口的價，這也是這些年為什么老百姓看病貴的原因。中國這么大的市場，但是就是沒有誰組織來和西門子、飛利浦、通用去談談。國內醫院都是一家一家被各個擊破的，付的價格是世界最高的。

時代周報：醫療器械與藥品是醫療的兩大重要手段，在全球市場，器械和藥品的消費額比例大約為1：1，而我國的醫療器械消費僅占到藥品的約14%，被概括為“消費額比例嚴重畸形”，器械在醫療中的消費額比例究竟多少合適?你如何看待醫療器械這一塊在整個醫療體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李玲：這其中并沒有什么通用的規則，歐洲和美國也完全不一樣。我覺得這里面的原則就是“合適”，光說藥和器械的比例沒有什么意思。我們應該在保證老百姓能夠看好病的基礎上，合理地使用藥，合理地使用器械。但目前我們國家是畸形的，“以藥養醫”造成了用藥過度。但在醫療器械設備，我們其實不需要再投入了，我們的器械現在早就趕英超美了。正是醫院之間的競爭導致了高新設備的競賽，導致中國的高新設備太多甚至濫用了。

時代周報：進口醫療設備價格昂貴，是中國人看病貴的原因之一。你說過，現代醫療的問題，是“忽略生命的整體性與自愈能力，完全靠外部的力量，靠儀器、靠設備、靠藥物，靠手術”。中國人是否夸大了醫療器械在治病救人過程中的作用?

李玲：也不能這么說。我們這些年確實對高、精、尖的醫療設備比較迷信，其實全世界都對醫療設備的準入有嚴格的監管，有多少人口就應該配置多少CT核磁，這是有規定的。我們現在其實沒有人管，就是在過度地使用高新科技，從而導致一些問題。

時代周報：去年3月21日，國務院公布了新版

《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鼓勵技術創新，放寬對醫療器械研發的要求。有媒體據此認為中國醫療器械開始進入最好的時代，

“新醫改將帶來8萬億蛋糕”。你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李玲：我贊成國家出臺政策，鼓勵國產醫療器械設備生產。但是呢，同時又要注意：不要再變成一哄而上，大家都來搶這個“蛋糕”。這是醫療器械設備領域，你看全世界也就那么幾家。在中國，其實應該重點扶持一些龍頭企業，不要動不動就一哄而上，惡性競爭的后果就是誰也上不去。

時代周報：政府招標價是導致進口醫療器械價格虛高的根本。你曾經具體談過醫改過程藥品的招標問題，建議采取新的藥品招標采購制度，即“一種藥只招一家，以市場換量”，不允許醫院二次議價。這是否同樣適用于醫療器械設備的購買?這樣的采購制度會否催生“高定價

大回扣”的副作用?

李玲：政府招標是導致進口醫療器械價格高的一個原因，但是絕對不是只有這一個原因。過去沒招標貴，現在招了還貴。我們現在的招標都是假標，就報一個價，然后買不買你的，根本不知道，所以醫院還要再選二次公關、三次公關。

如果我們在衛紀委里面設一個部門，像香港、日本、英國那樣，統管全國的醫療器械購買，進行量和價的掛鉤，高定價、大回扣的問題就不會存在了。“一種藥只招一家，以市場換量”這個說法，是我當時在研究安徽基層醫療模式的時候提出來的，如果推廣到全國，當然不能只招一家了，因為要滿足患者多元化的需求。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還是需要量和價掛鉤。

其實從新醫改以來，我們一直在呼吁，中國昂貴的器材耗材其實是老百姓看病貴的原因之一，不光是藥，但一直就沒有人管這個事，倒是一些地方上有一些探索。一個是加快國產化，還有一個就是高檔耗材器材應該在國家層面上去集采。例如江西省，集中招標采購，最后以國際價格的40%左右購買了某知名品牌的設備。這些經驗非常值得在全國推廣。

回扣這個問題并不是醫生的問題，說到底還是政府的問題，就是政府根本沒有承擔辦醫院和管醫院的責任。醫生，作為一個高技術的職業，本來是可以拿到體面的收入的，但我們非把他們逼成了賣藥的、賣耗材的。國家應該來管這個事，國家并不是花不起這個錢，而是沒人來管。國家應該賦予衛生部門更大的權力、更大的責任。

時代周報：深圳前海日前推出萬福康商業模式：憑借海量體檢的大數據庫搭建智慧醫療入口平臺與醫院合作，給醫院提供客戶資源，醫院則進入萬福康商城給客戶或醫院選配合適的醫療器械。你如何看待這種目前炒得火熱的“互聯網+醫療”模式?此種模式會否增加你一直強調的醫改中的“公益性”?

李玲：這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并不能解決醫改回歸公益性的問題，只是一個技術手段，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而且我認為這涉及到個人的隱私。

時代周報：你一直強調政府主導醫改，認為醫療不能放任于市場，但僅以醫療器械為例，目前一片倒地在喊“并購”、討論如何吃下8萬億蛋糕，討論如何更加市場化。在你看來，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給醫療保障體系帶來了什么影響?

李玲：政府是老百姓最好的保護者，如果醫療的問題連政府都不做，那要老百姓給你交稅干嗎?金磚五國里，除了中國，其他國家都是免費醫療。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看個病跟吃飯一樣，想去哪到哪，想怎么看怎么看。說到底，政府一定要主導，公益性是醫療的本質屬性。